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，北京人民大会堂。 一个场景被很多人记了一辈子。国务院业务会议的会场里，座席排开，文件摊在桌上。与会者陆续入座，有人翻材料，有人低声交谈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人从门口走进来。 穿灰色中山装，个子不高，脚步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。他走向自己的座位，坐下，摊开面前的笔记本，拿起笔。 会场里安静了那么一两秒。有人认出了他，有人还在辨认。认出来的人，眼眶一下子红了，低头去擦，怕被人看见。 这个人叫邓小平。这是他阔别政坛多年之后，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。 从这一天往前推三年多，他不在北京。在江西。 一九六九年十月，一架专机从北京起飞，降落在江西南昌向塘机场。机上有一对夫妇，邓小平和卓琳。他们被安排到南昌市郊新建县的一个地方，住进一栋灰色小楼，当地人后来管它叫“将军楼”。 那三年多，邓小平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：早上起床，在院子里散步，一圈一圈地走。上午听广播，看报纸。下午读书，有时候读得久，天黑才放下。傍晚再绕院子走几圈。院子里他开了一小块菜地，种些瓜菜，自己浇水、除草。 他话很少。卓琳后来回忆，那几年他几乎不怎么开口，有时候一整天不说几句话。但他的手没停过。菜地里的活他干得很仔细，垄沟笔直，菜苗间距均匀。院子里有棵梧桐树，他看着它叶子绿了又黄，黄了又落，来年再绿。 一九七三年二月，中央的电令到了。让邓小平即刻回京。 他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院子里浇水。放下水瓢，甩了甩手上的水珠，对卓琳说了三个字：收拾行李。 没有追问，没有激动。卓琳说，当时他眼里有一道光闪了一下，很快就没了。 回京的火车上，他大部分时间望着窗外。田、村舍、烟囱，一个一个往后掠。他看得很认真，但一路上没怎么说话。火车进北京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站台的灯亮着。月台上没有仪仗队，没有鲜花，没有人群。 他下了车，走出站台，步伐跟平常一样。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》。 四月十二日，就是那个让很多人红了眼眶的场合。他坐在国务院业务会议的席位上，话不多，但每一句都切在点子上。有与会者后来回忆，他发言的时候，整个会场安静得能听见翻纸的声音。 这年八月，党的十大召开，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。十二月，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委员。 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一句话：邓小平同志是内部矛盾。 这句话的分量，当时在场的人都清楚。“打倒”是敌我矛盾，“内部矛盾”是人民内部问题。一词之差，天壤之别。这句话等于给邓小平的复出定了调子，也划了底线。 从“打倒”到“内部矛盾”，从流放江西到重回权力中枢，邓小平走了三年多。 毛泽东需要摸清一件事。 政治局会议散会后，他单独留下了邓小平。书房里就两个人，茶几上摆着线装书、放大镜、烟灰缸。毛泽东穿着睡衣，靠在沙发上，手里夹着烟。 他问了几句江西的生活，邓小平一一作答。没有诉苦，没有表功，问什么答什么，不多说一个字。毛泽东又问国务院的工作，邓小平说刚回来，还在熟悉情况。 聊了大约半个小时。毛泽东没有提任何具体安排，邓小平也没有问。 这次谈话之后，毛泽东又找邓小平谈过几次。每次都是单独谈，时间不长。周恩来在其中起了桥梁作用，有些话通过周恩来传过去，有些情况通过周恩来递上来。 “四人帮”对邓小平的复出一直持阻挠态度。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发难，王洪文在旁边敲边鼓。一九七四年初，毛泽东在审阅《人民日报》社论时批了一句话：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。 这个批示传出去之后，“四人帮”的阻挠暂时被压住了。 一九七四年三月，邓小平出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讲台上。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登上联合国讲台。他讲了“三个世界”的理论，讲完台下掌声不断。 开完会他就回来了，没在多停留。回到北京继续干活。 毛泽东一直在观察他。看他怎么处理棘手问题，看他怎么跟各方打交道，看他在压力面前是什么态度。观察了几个月，毛泽东决定再找邓小平谈一次。 这一次，他准备问一个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。 一九七四年春夏之交，北京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书房。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，手里夹着烟，茶几上摊着一本线装书。他示意邓小平坐下，掐灭了烟头，抬眼看着对面的人。 问了一句话。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在场的人记住，但没有人敢复述。内容很直接：我走后，你何去何从？ 书房里安静下来。据后来有人回忆，那几秒钟里，连衣服摩擦的声音都听得见。 邓小平没有低头，也没有提高嗓门。他坐直身子，语气跟平时汇报工作一样。 他说，不管谁领导，我都服从，只求有工作就干。 没有表忠心，没有谈条件，没有提要求。就这一句。 毛泽东听完，目光从邓小平脸上移开，落在茶几上的线装书上。沉默了几秒钟。然后他的目光亮了一下，下颌微微抬起来，嘴角动了一下。 这个表情变化很细微，但在场的人都看见了。 毛泽东没有再追问，也没有再说什么。他拿起茶几上的烟，又点了一根，吸了一口，对邓小平说，好，你回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