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春，号称“钢军”的日军第五师团一路逼向鲁南。飞机、重炮、战车俱全的坂本支队，面对的却是两支编制残缺、装备悬殊且主将素有旧怨的中国军队。 纸面实力近乎一边倒，更棘手的是，临沂守军已经伤亡惨重，援军又刚走完九十公里泥泞长路。他们面对的还不是一场可以退让的局部争夺，而是徐州东北门户的生死时限。 结果却出人意料：临沂没有被迅速攻下，板垣的钳形攻势反被拖住。决定胜负的，究竟是怎样一次选择？ 01 1938年3月初，临沂北面的公路不断传来沉闷的轰响。不是春雷，是日军车轮、履带和炮车压过冻土的声音。莒县、沂水相继失守以后，这股声音一天比一天近，沿途逃难的百姓挤满南下道路。有人牵着牲口，有人挑着铺盖，更多人什么也没带，只顾回头看天边升起的烟柱。 临沂并不是一座可以轻易绕开的普通县城。它位于徐州东北方向，向西南距台儿庄不过九十公里。日军若从这里继续南下，便能威胁台儿庄侧后；再与津浦路方向南下的第十师团配合，徐州会战的北面战线就会被两把钳子同时夹住。 向临沂逼近的是第五师团一部。师团长板垣征四郎长期在中国活动，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，熟悉中国军政情形。第五师团兵员主要来自广岛，训练、火力和机动能力均居日军前列，侵华以后先后转战华北、山西，积累了连续进攻的经验。日军内部称它为“钢军”，中国战场则常把它直接叫 作 “板垣师团”。 第五师团这一次没有整个师团压到临沂。它以第二十一旅团长坂本顺少将为指挥官，抽调步兵、炮兵、工兵和辎重兵组成坂本支队，并配合伪军南进。临沂守军面对的虽是一个支队，却绝不是一支轻装偏师。 日军有飞机侦察和轰炸，有三八式野炮开路，还有战车与装甲车辆掩护步兵推进。它的兵力可以集中，补给可沿公路输送，战术也早已形成固定节奏：先炸、再轰、最后由步兵跟着装甲力量冲击。 挡在它面前的是庞炳勋第三军团。这个名号听上去很大，实际上只有第四十军；第四十军又主要靠第三十九师支撑，全军团合计五个团，约一万三千余人。它出自西北军旧部，长期辗转各地，番号、待遇和补给都无法与中央军相比。重炮、战车和空中掩护更是无从谈起。 军政系统里，有人把这样的部队称作“杂牌军”。这个词不只是在说装备，也意味着经费不足、补充困难、随时可能被缩编。庞炳勋的部队恰好处在这种处境里：兵是多年征战留下来的老兵，近战经验丰富，可一旦伤亡，便很难得到足额补充；手里虽有相当数量的轻重机枪，却没有与日军远程炮火对射的条件。 李宗仁把临沂防务交给庞炳勋时，能够调动的兵力并不宽裕。第五战区正面辽阔，部队来自不同系统，命令下得去，未必人人都能按时移动。济南失守以后，日军沿津浦线南压；南线又承受华中方向的压力。临沂若破，板垣所部便可能迅速南插，使台儿庄守军同时面对正面与侧后的威胁。 庞炳勋没有退路。他一条腿因早年负伤而行动不便，站在地图前常要借桌沿支撑身体，但他对自己部队的长处和短处都很清楚。他把有限兵力布置在汤头、白塔、沙岭一带，依托村庄、河沟和临时工事，尽量把日军拖在临沂外围。 3月上旬，坂本支队压向汤头。日军炮弹成排落在阵地上，浅战壕被震得塌下去，泥土盖住枪架和士兵肩背。炮火一延伸，日军步兵便跟随战车向前推进。守军没有反坦克炮，只能把火力留给战车后面的步兵；等敌人进入机枪射界，再从被炸坏的掩体中起身还击。 这种打法无法消除装备差距，却能让日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时间。机枪手把枪位设在相互照应的地段，一个火力点被炮火压住，另一个便从侧面开火。阵地丢失后，守军退到下一处村落继续抵抗。 坂本支队很快发现，眼前这支被轻视的部队并没有在第一轮轰炸后瓦解。 然而，时间也在吞噬庞部。日军可以调整炮位、补充弹药，守军却只能用人填补缺口。连长倒下，排长顶上；排长负伤，老兵临时带队。炊事、勤务和担架人员也被陆续推到前沿。 几天以后，庞炳勋手里的预备队薄得像一张纸，任何一个方向被突破，都可能牵动整条防线。 3月9日前后，日军加紧对临沂外围的攻击。炮击从清晨延续到黄昏，城内屋瓦随震动不断滑落。前线传来的伤亡数字越来越大，庞炳勋只得连续向第五战区告急。电文没有夸张余地：部队已在减员，阵地仍在缩小，援军若不到，临沂迟早会被日军火力压垮。 徐州方向，李宗仁反复查看兵力位置。能及时赶到临沂、又有能力进行机动作战的，只剩张自忠第五十九军。 可这个选择带着一道难以回避的裂痕：张自忠与庞炳勋都出身西北军，却在中原大战期间结下深怨，庞部袭击张部的旧事，几乎使张自忠丧命。 如今庞炳勋在临沂求援，能够救他的偏偏是张自忠。李宗仁没有回避这层关系，只把道理说到最直接：过去是内战中的私怨，如今敌人正在国土上推进，不能让旧账压过国家安危。张自忠最初确实不愿与庞共事，但军令和战局已经没有第二种解释。 张自忠最终接受命令。第五十九军从峄县一带出发，向东奔赴临沂。鲁南春雨把道路泡成泥浆，车辆难以前行，士兵便背着武器和弹药徒步赶路。九十公里的路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