梧桐还在。梅雨还在。放学铃，每天还会响。只是有些孩子，再也没有排进那支队伍。有些家长，再也等不到那个背着书包，从南门出来的身影...... 幽灵 2018年6月28日。星期四。上午十一点半。上海徐汇区浦北路。世外小学放学了。 六月的上海，正是梅雨季。空气又闷又湿，梧桐叶子被水汽浸得发亮，垂着头。校门口的栏杆外，挤着接孩子的家长。他们手里举着伞，也不一定是为了遮雨——更多是遮六月末那股黏糊糊的热。 世外小学在浦北路。民办的。在上海，这是很多家长挤破头想把孩子送进去的地方。 学校南门出来，是一条人行道。往桂林西街方向走，一百三十米，是一个路口。路边有树，有商铺，有等红灯的人。平常得不能再平常。 六月二十八日那天，和任何一天没有什么不同。 孩子们排着队，从南门出来。小的背着书包，大的自己走。笑声，脚步声，此起彼伏。这是一天里最平常的时刻。 距离校门一百三十米的地方，桂林西街口，有一个人，已经等了很久。 他从早上七点多，就从旅馆出发，坐公交，到桂林西街附近。他不是来上学的。他来"驻足窥探"。他在学校边上来回走，看。看孩子几点出来，看家长站在哪里，看保安站在哪里。 他看了整整一个上午。十一点半，铃响了。门开了。人流涌出来。他等的，就是这一刻。 十一点三十分。学生散开。他攥紧了兜里的那把不锈钢斩切刀。幽灵一般跟了上去。 谎言 他叫叫黄一川。1989年6月3日生，湖南邵阳绥宁人。二十九岁。无业。 他是正经上过大学的。湖南科技大学，建筑专业，2007年入学，五年制，2012年毕业。在老家那个县里，大学生是稀罕物。他当年考上，是能上家族祠堂放鞭炮的事。 可毕业之后，他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，一圈一圈，越荡越散。 六年。二十多家单位。最长的一份干了三个月，最短的，一个星期。他换工作的速度，比很多人换衣服还快。考研考了两次，想考东南大学建筑学，都没考上。 父母离异。他跟母亲。家里不宽裕。性格内向。寡言。偏激。这是旁人对他的印象。他不打架，不闹事，走在人群里，像一滴水落进海里，谁也认不出。可越是这样的人，心里越容易积东西。积着积着，就压成了别的形状。 更刺眼的是：他的外祖母，患精神分裂症数十年。家里有人怀疑，这病，隔代传到了他身上。 案发前一年，他像一片被风卷着的叶子，在厦门、武汉、广州、上海几个城市之间飘。他不是去旅游。他去过多所幼儿园和小学，拍照片，踩点。 他对家人朋友，一直瞒着真实的处境。他说自己收入很高。说快要买房。说快要结婚。他在电话里，一遍遍对母亲说，一切都好。他在朋友圈里，活成一个别人眼里的"过得不错"的年轻人。 可真实的日子，是另一副样子。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没有可以并肩的人。二十多家单位，像二十多扇在他身后关上的门。每一次关门，他都告诉自己，下一次会更好。下一次，往往更糟。 他越来越不爱说话。不是不想说，是说了也没人懂，或者说出来，就会露了馅——他撑着的那层"成功"，经不起一句实话的戳。于是他把自己，越收越紧。收进一个又一个出租屋，收进手机屏幕里那点假装的热闹。 一个二十九岁的男人，活成了一句谎言。 那句谎言，撑不住的时候，他没有倒向自己。他倒向了别人。他把撑不住的疼，变成了要别人来偿的债。 账单 黄一川心里，有一本账。 那不是普通的账。是他在纸上写下的，好几页的"账单"。每一页，都写着同一句话：欠钱不还的人都该死。 他坚信，别人欠他的钱。坚信到这笔账在他脑子里，一笔一笔，越算越重，重到，要用命去平。 这是一种妄想。司法鉴定说，他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作案时处于发病期。 除了妄想，他还有幻听。他觉得自己被一种"刻意针对他制造的噪音"困扰。那种噪音，别人听不见，只有他听得见。它追着他，堵着他，不让他安生，像有一台机器，专门为他一个人开着。 他还有被洞悉感。他觉得自己的思想，被人看穿了。他做的每一件事，想的每一个念头，都有一双眼睛，在背后盯着，把他里里外外，看了个透。 这三种东西缠在一起，把他的世界，拧成了一个他自己的版本。在那个版本里，他是无辜的。他是吃亏的。全世界都欠他的。 他真的去写了。好几页。一笔一笔，写下那句"欠钱不还的人都该死"。字是认真的，像在记账，又像在立誓。他写的时候，大概觉得自己是在主持公道——他看不见，那本账，从头到尾，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字：他自己。 案卷里，留下了他的原话。读来，叫人后背发凉："我觉得我无辜，我吃亏了……别人都欺负我，我要补偿回来，要报复回来。" "小孩子很弱小，没有抵抗能力，我想到玉石俱焚了。" "他们正好出来我就动手了，谁碰上谁倒霉。" 玉石俱焚。他选了最弱小的那一类人，来和他一起焚。 一个外祖母有精神疾病、自己也被确诊、却始终伪装"成功人士"的男人，内心那座房子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漏雨的？没人知道。也许是从考研失利那次，他第一次发现，努力也未必够得着想要的人生。也许是从第一份工作被辞那次. 日子越空，那台